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畜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2年A股畜牧业和乳制品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和两步法中介回归模型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畜牧业企业成长的实现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畜牧业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内部控制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成长。因此,建议分类施策：非国有企业应加大技术投入,提升数字化安全与生态治理能力;国有企业借助数字工具优化管理,打破传统体制约束;中西部企业利用政策支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东部企业深化数据平台应用,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成为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除去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用熵值法测算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实证考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显著促进效应,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农地流转间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外,从农业农村现代化3个维度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最强,对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增强,却随农民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呈现下降趋势。未来,应提升农民现代化水平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整合土地资源,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精准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发展。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国家政策导向,结合内蒙古草原、森林等生态系统特点,分析其物质产品（粮、畜、能源）、调节服务（水土保持、空气净化）及文化服务（生态旅游）的供给现状,通过构建包含生态资源支撑能力、生态产品服务价值实现能力、生态保护与修复能力的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评估其能力水平,并基于评估结果探讨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2013—2023年内蒙古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实现能力综合指数从30.38提升至60.55,同时内蒙古生态资源支撑能力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生态产品服务价值实现能力指数波动上升,但总体来说得分仍然较低,生态保护与修复能力受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据此,提出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构建系统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产权交易体系;构建生态资源保护技术创新体系,优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创新生态修复技术体系,破解生态治理瓶颈;构建生态保护修复长效激励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转化。通过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将内蒙古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我国特别是北方生态屏障区提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区域示范。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和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利用2010—2023年甘肃省的面板数据,分别测算甘肃省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影响、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对河西走廊经济区促进作用最强,兰白经济圈次之,对陇东南经济区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促进甘肃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制定差异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战略、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建立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的协作机制等对策建议。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农业生产力聚合直接和间接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文章选取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探究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力聚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力聚合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农业生产力聚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农业生产力聚合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单门槛效应。因此,应坚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理念,积极促进农业生产力聚合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应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

农业保险与耕地质量保护协同推进,既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中国10个省区市2 052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讨农业保险对农户保护性耕作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参与农业保险可激励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行为,尤其是促进采取更高水平的保护性耕作行为;农业保险通过增加农业经营收入这一作用机制提高农户保护性耕作倾向;农业保险对农户保护性耕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较高土地集中度和纯农业经营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据此,建议扩大农业保险覆盖率,强化普惠性风险保障;创新农产品价格与收入保险,形成长效收入保障机制;构建差异化财政补贴制度,发挥农业保险精准激励效应,以实现农业保险与农户保护性耕作的良性互动。

随着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基层电商平台为农产品绿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农产品电商企业存在产品包装废弃物处置和一次性塑料包装污染等问题。文章从消费者响应视角切入,探究绿色物流对环境绩效的作用过程,将绿色物流划分为运输绿色化、包装绿色化、流通加工绿色化和物流信息管理绿色化4个维度,运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绿色物流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产品电商企业绿色物流对于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显著,消费者响应在绿色物流与环境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共形成4条路径,4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28.81%、29.48%、39.77%和28.44%。因此,应采取加强绿色包装研发、持续鼓励绿色消费、建立健全绿色消费法律政策体系等措施,实现农产品绿色物流“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农产品贸易发展迎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文章基于2013—2021年我国和55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共建国家人均GDP、人口规模、贸易自由度、我国人均GDP以及共建国家与我国是否有共同语言和边界均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有积极影响;我国人口规模、两国首都距离、共建国家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关税水平以及政府廉洁程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有抑制作用;我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贸易效率较高,除2020年有所下降外,我国每年贸易效率稳定保持在中等偏下水平。因此,应聚焦高潜力市场,优化区域农产品布局;强化地理标志发展,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差异化;优化贸易策略,提升农业合作水平和适应能力。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农民作为种粮主体,提升其种粮积极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1 263户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及内在关联层次结构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因素可分为深层因素、中层因素和表层因素,其中,农地是否确权、受教育年限和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是深层根源,通过影响是否转入农地、是否转出农地、信息敏感程度和是否参与农业保险等中层间接因素,作用于务农机会成本认知、生计策略和能否获得银行贷款等表层直接驱动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建议进一步巩固农地确权颁证效果,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加大对农民种粮的金融支持力度。

种养结合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农户是种养结合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采纳种养结合的核心驱动力,对于制订有效的种养结合模式、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选取奶牛家庭牧场为研究对象,在对其种养结合采纳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依据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从市场驱动、政策约束2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农户种养结合采纳程度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于反事实假设,市场驱动、政策约束均显著提升了农户种养结合采纳程度,且市场驱动对农户种养结合采纳程度的正向影响更大,是提升农户种养结合采纳程度的核心驱动力,并且经过CMP模型和缩尾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市场驱动、政策约束加剧了农户间种养结合采纳程度的群体分化,其影响呈现代际异质性特征;相较于中青年人群,市场驱动、政策约束对中老年农户的种养结合采纳程度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市场驱动、政策约束可以通过影响农户价值认知来提高种养结合采纳程度,相较于政策约束,市场驱动对农户种养结合价值认知的影响效应更大。因此,市场驱动是刺激提升农户种养结合采纳程度的首要因素。在种养结合模式的推广中,应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提高农户的种养结合价值认知,并依据不同群体特征采取差异化措施,推进市场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农业政策科学化、合理化。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粤东西北地区农民财经素养教育对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前,该区域的财经素养教育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教育认知出现偏差,思想重视程度不够;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知识获取渠道狭窄;教育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和创新性不足;教育模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电信网络诈骗频发,信任危机蔓延等。为此,文章在系统梳理日本大分县“造村运动”中通过建立农业培训班推动财经素养教育、德国“乡村更新”中融入村民财经素养教育以及广西全州县“三维一体”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粤东西北地区农民财经素养教育面临的新机遇。最后,提出培育新型主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数字赋能,拓展教育服务渠道;聚焦产业需求,定制特色财经课程;强化金融支持,搭建产融对接桥梁;强化信息赋能,构建群防群治格局等对策,以期为提升粤东西北地区财经素养教育水平提供参考。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粮食主产区转型升级、增加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动能。文章以“天府粮仓”核心区为例,构建“双支撑、四嵌套”分析框架,系统研判粮食主产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并尝试提出可操作、可推广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天府粮仓”核心区在农业机械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生产基础稳健、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然而,该地区仍面临技术适配不足、制度保障滞后、服务体系不均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市场金融支持不足以及风险防控体系韧性薄弱等多维瓶颈。基于此,文章提出应通过技术集成与推广、制度创新与要素改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市场金融机制完善以及风险防控体系强化等系统路径,全面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农业绿色发展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山东省平度市810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政府行为、市场机制和社区治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中,政府宣传和推广、政府培训和指导以及政府监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机制中的市场信息服务和销售规则约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治理中的邻里示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和劳动力人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表明,邻里示范对促进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户绿色生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政府应制定多元化扶持政策,激活绿色生产动力;建设绿色农产品市场,激发绿色产品需求;健全农村社区监管体系,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区的协同治理作用,有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作为我国春油菜主产区与重要农畜产品基地,内蒙古在“油瓶子多装中国油”战略中地位关键。文章基于2012—2023年内蒙古及12个盟市的宏观统计数据,采用数据分析法系统探究内蒙古油料作物整体生产特征,特别针对油菜生产的区域差异、发展潜力与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揭示油菜加工和市场推广难题,提出助力油菜产业提升整体效能的相应建议。结果表明：2012—2023年,内蒙古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与总产量呈现“波动中稳步上升”的整体态势,而油菜虽非主要作物,但其生产的持续稳定性具有重要价值,不仅能优化内蒙古油料作物种植结构、缓解单一作物依赖风险,还可支撑区域特色油料供给。从油菜生产发展区域差异看,内蒙古油菜籽产区分为4类,即核心区为呼伦贝尔市,潜力区为兴安盟、乌兰察布市等地,辅助产区为赤峰市、通辽市等地,极少种植区为乌海市和阿拉善盟。内蒙古油菜生产有三大潜力,即自然条件优越、种植技术成熟、政策支撑强;但种植环节存在种源基础薄弱、栽培技术落后等问题,在产业链延伸方面面临精深加工滞后、产业链协同弱、技术推广梗阻等问题。据此,提出加强育种等技术攻关,构建智慧农业生产系统;完善精深加工技术体系,健全设施设备;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品牌建设和国际合作;加强政府扶持力度,推动全产业链的技术推广;建立省级统筹、盟市联动机制,提升整体效益等具体举措,以期为内蒙古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传统农耕文化具有保护自然的本质内涵。文化认同提升能否影响农户生产行为,这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文章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文化遗产地307户农户为调查样本,采用Logit模型研究传统农耕文化认同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农户传统文化认同与秸秆还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农户传统农耕文化认同显著影响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约束型规制在传统农耕文化认同与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引导型规制中的农业技术培训在传统农耕文化认同与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宣传教育并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传统农耕文化认同对老一代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新一代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时,传统农耕文化认同对种植大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而对小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据此,应加强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借助传统农耕文化保护推动秸秆还田资源化利用,加强环境规制体系的差异化建设。

文章以湖南省智慧农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选取18项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法等,分析2014—2023年湖南省智慧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序演进。结果表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高等学校本科农学毕业学生人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权重在智慧农业指标中排在前3位,国际旅游收入、旅游和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旅行社数权重在旅游业指标中排名靠前。2014—2023年,湖南省智慧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从2014年的“严重失调”上升至2023年的“初级协调”,产业融合成效明显;智慧农业综合得分从0.101持续增长至0.910,旅游业综合得分于2019年达到峰值0.737,2020—2022年因疫情原因降至0.240,2023年又回升至0.46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旅游业驱动作用最强）;智慧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疫情冲击回落-复苏提升”轨迹,现阶段进入“初级协调”,说明智慧农业与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相互作用的共赢关系。旅游业中,A级旅游景区数、旅行社数以及旅游和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智慧农业支撑作用明显。因此,应从发挥智慧农业引领带动作用、建立“国际农旅品牌”培育机制、激活灰色关联潜力三方面出发,加强“智慧农业+旅游”的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业协同机制,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县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推动超大城市成都实现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2011—2022年县域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和空间Markov链等方法,对成都县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表明：2011—2022年,成都县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虽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功能分区发展不均衡,呈现“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态势。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部分地区间基尼系数均值超0.150,制约协同发展。从时空演变看,发展水平上升且动态分化明显,县域间绝对差距扩大,空间发展惯性强,跨类型转移难度大。据此,应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优化农业政策扶持,夯实要素支撑根基,深度赋能数字化农业发展,以此推动成都县域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受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农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增强农业经济韧性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在综合评价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能显著促进农业经济韧性,而且促进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中部省份和粮食主产区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当前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主要依赖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据此,建议扩大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发挥资金活水功能。同时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农业发展的金融助农政策,推动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相匹配,增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

乡村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从制度、技术、文化3个维度赋能乡企,以推动乡企绿色转型及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政府赋能乡企参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在于：推动政府对乡企的制度赋能——出台和实施乡村生态环境标准、针对乡企污染行为的相关处罚政策、乡企的绿色财政支持政策体系、乡村环保技术推广应用的市场原则,搭建乡企实施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化服务平台,推进对乡企实施绿色监管政策措施的法治化;推动政府对乡企的技术赋能——鼓励和引导乡企采用绿色技术、走园区化发展道路;推动政府对乡企的文化赋能——培育乡企的绿色生产经营意识、打造乡企的绿色企业文化。

培育粮食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2013—2024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核密度估计、ArcGIS、障碍度模型等实证方法,系统研究我国粮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演进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粮食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但发展水平整体较弱,增速较缓;三大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大地理区位粮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东部>中部>西部;我国粮食新质生产力在时序上表现出缓慢向前推进的演化态势,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部地区演进态势较好,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演进进程相对滞缓;农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农村居民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农村人均用电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是制约粮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据此,提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培育高素养“新农人”、推广良田与良法、实施差异化发展等对策,以期为推动各区域粮食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保障粮食安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3—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粮食安全,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异质性处理效应估计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培育和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助力政策性农业保险促进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粮食安全,而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粮食安全没有显著影响,且在高自然灾害风险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粮食安全保障效应强于低自然灾害风险地区。因此,建议进一步拓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和保险标的;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根据自然地理区位和自然灾害风险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强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粮食安全保障效应。

数字乡村战略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支撑,研究其发展态势与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文章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CRITIC-熵权组合赋权的TOPSIS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空间Markov链、σ收敛检验和空间β收敛分析方法,探究2018—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来源、动态演进规律及其收敛特征,揭示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动态演化机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大体表现为“东部、中部地区高,西部、东北地区低”的整体格局;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我国整体及四大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均表现为“水平提升、绝对差异扩大”的特征。据此,应当坚持以数字化驱动和区域协同为两大核心抓手,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跨区域资源统筹,着力提升乡村现代化水平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提高农户持续种粮意愿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文章聚焦土地流转契约与农户持续种粮意愿之间的关系,根据“全国农村经营形态”项目组的6省477个种粮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持续种粮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契约的规范性与农户持续种粮意愿呈显著正相关,签订规范的契约能有效提升农户持续种粮意愿;土地流转契约的有偿性与农户持续种粮意愿呈负相关,土地流转租金的存在将导致种粮综合成本上升,会削弱农户持续种粮意愿。同时,农户职业分化调节了其对契约特征的敏感度,高度依赖土地收入的全职农户对土地流转契约的特征更为敏感,而收入来源多样化的兼业农户敏感度则相对较弱。因此,建议完善土地流转契约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对契约稳定性的保障;加强对土地流转租金的指导,合理调控租金水平;提高农户对土地流转契约的认知;构建土地流转契约与政府补贴的联动机制。

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文章基于合肥市肥西县743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厘清政策价值认同、成本感知、面子意识等因素对农户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50.06%的受访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意愿在一般水平及以下,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积极性有待提高。政策价值认同和面子意识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而成本感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成本感知在政策价值认同和农户参与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提高农户对农村环境整治的政策价值认同可以削减成本感知对农户参与意愿的抑制作用。面子意识还在政策价值认同和农户参与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当农户的面子意识较强时,政策价值认同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会增强。因此,应通过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宣传教育提高农户政策价值认同,根据个体禀赋差异鼓励多种参与形式降低农户成本感知,营造全民参与环境整治群体氛围,发挥面子意识积极作用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在内蒙古奶牛养殖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学评估其生产效率与成本收益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厘清不同养殖规模下的效益分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文章以内蒙古奶牛养殖成本收益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奶牛养殖的生产效率,并运用方差分析法分析成本利润率差异。结果表明：2012—2023年内蒙古奶牛养殖生产效率呈波动变化趋势,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858,纯技术效率为0.895,规模效率为0.956,大规模奶牛养殖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中规模,大规模奶牛养殖的规模效率显著高于小规模;小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利润率均值为5.538%、中规模为10.781%、大规模为23.946%,大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利润率显著高于中规模和小规模;奶牛养殖的生产效率与成本利润率显著正相关。在规模效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纯技术效率是内蒙古奶牛养殖综合效率提升的关键。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小规模奶牛养殖户适度扩大养殖规模,中规模养殖户引入先进技术提升纯技术效率,支持大规模养殖户优化规模经营与资源配置,以实现生产效率与成本利润率协同提升,推动内蒙古奶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0—2022年我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非农就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来促进农民增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农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基于此,提出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多渠道就业创业,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作用效果。

随着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亟须科学量化农业净碳汇水平,为绿色低碳农业发展和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提供支撑。文章以2014—2023年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为研究区域,对农业净碳汇量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计、引力模型、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系统探讨农业净碳汇的时空演进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净碳汇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区域碳汇效应持续凸显;农业净碳汇总量的空间联系显著增强,引力网络呈现“西疏东密”的显著空间分异特征;农业净碳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存在核心区扩散与边缘区锁定并存的空间分异特征;总体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地区内差距是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耕地利用结构、农业财政支出力度与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对农业净碳汇形成显著正向驱动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降低碳源排放强度;强化区域协同机制,破解空间失衡难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碳汇驱动能力;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提升碳汇监测能力。

新型农业劳动者绿色创业为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实践探索,剖析新型农业劳动者的绿色创业过程、内在逻辑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宜宾市G县新型农业劳动者返乡创业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成功个案,探究新型农业劳动者绿色创业的实践机理,并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有力、有效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乡土情怀和资源积累、地方支持和农技赋能、创业韧性和创新经营是新型农业劳动者推进农业绿色创业必不可少的保障性支撑和核心动能。应从引导其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健全要素保障政策等方面促进新型农业劳动者投身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文章基于TOE理论框架,以2021—2023年沪深A股38家农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系统探究技术研发能力、技术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综合表现（以下简称ESG表现）等7个条件变量对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企业技术创新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ESG-补助引领型”和“技术投入-规制驱动型”2种典型模式可帮助企业提升高技术创新水平,前者以ESG表现与政府补助为核心条件,后者凸显技术研发投入、环境规制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企业ESG表现与政府补助呈现高强度和高一致性特征,且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替代。据此,建议农业企业统筹技术研发能力、ESG体系建设与数字化转型,构建创新管理体系,运用“ESG-补助引领型”或“技术投入-规制驱动型”模式,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创新驱动路径;政府构建“补贴+税收减免+研发贴息”政策来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期为我国提升农业技术自主创新水平、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鸡蛋是充实民众“菜篮子”、满足人们日常营养需求的重要食物,其不仅丰富了餐桌选择,更在补充关键营养元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河北省253个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品牌鸡蛋溢价支付意愿与溢价支付行为理论模型框架的合理性展开检验,并进一步通过性别分组,验证了该理论模型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稳定性。结果表明：整体样本中,品牌信任对溢价支付意愿、溢价支付意愿对溢价支付行为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品牌信任可以强化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溢价支付意愿对溢价支付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引入家庭收入变量后,家庭收入对品牌信任和溢价支付行为的路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溢价支付意愿是影响溢价支付行为的主要因素。分组样本中,家庭收入对品牌信任以及品牌信任对溢价支付意愿的路径系数在不同性别中均显著为正;从性别差异看,溢价支付意愿对溢价支付行为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的支付意愿更难转化为支付行为;在家庭收入对溢价支付行为的路径中,男性支付意愿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这与不同性别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其对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敏感度有关。据此,提出建立品牌情感连接,强化消费者购买认知;重视场景化消费,促使支付意愿转化为支付行为;多措施建立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溢价支付行为等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品牌鸡蛋的市场化发展,为我国品牌鸡蛋产业发展贡献区域力量。

推行数字乡村治理,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山东省1 020个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对数字乡村治理中影响农户参与行为意愿和行为反应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年龄越大、感知风险越高,其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则越低;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感知数字治理有用性、易懂性和价值等内部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因素都会显著提高农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农户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能够推动其参与数字党群教育、数字村务管理以及数字民主监督行为。因此,为促进农户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向行为响应转化,应加强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等方面的培训,建立适老化与本土化服务机制;依托村级社交群组拓宽数字乡村治理的参与渠道,营造数字化治理氛围;构建多元协同机制与数据反馈激励体系,推动农户从意愿到行为的高效转化,提升数字乡村治理实效。

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青岛市莱西市大力发展水果特色产业,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北方水果基地,发挥了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内外嵌合视角,通过对莱西市相关政府部门、水果产业从业村庄及主体进行深度调研,系统梳理莱西市的水果特色产业发展条件,构建“外部嵌入-内部响应-富民转化”理论框架,剖析其富民机制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乡村特色产业的成功培育需基层政府有效作为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相结合,具体体现为政府外部嵌入（政策制度、公益性服务支撑、设施保障）与乡村内部嵌入（产业内部的认知与关系、乡村基层组织）的协同互动,其富民机制的转化路径表现为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活乡村各种闲置资源,通过产生品牌与品质的溢价效应实现价值提升,通过产业链衍生的多环节、多业态实现利益共享。

随着普惠金融与草原补奖等政策的持续实施,牧民收入实现提升,推动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需求的增长。但目前,牧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仍面临牧区金融产品单一、牧民资产选择行为同质化等突出问题。因此,文章基于对牧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牧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牧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中,家庭结构、经济特征对风险类和稳健类投资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经济特征对稳健类投资行为的影响大于对风险类投资行为的影响;行为特征对风险类投资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稳健类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应加强差异化金融教育、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提升家庭经济实力以及完善牧区金融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以优化牧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助力牧民持续增收。

赣江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其径流量与农作物产量的动态关联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文章基于2000—2023年赣州、吉安、南昌三地的径流量以及水稻和柑橘产量的相关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矩阵分析,对多变量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河流径流和水稻、柑橘产量的时滞项作为自变量,利用多变量时间序列回归,深入讨论了赣江流域的河流径流与赣州、吉安和南昌的水稻和柑橘产量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结果表明：以南昌径流量作为代表,赣江流域河流径流量与水稻、柑橘产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赣江流域河流径流量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会对该地区的水稻、柑橘产量造成一定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预测,未来吉安柑橘产量会趋于稳定,而两地的水稻、柑橘产量呈现较小幅度的下降趋势。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对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文章以漓江流域平乐段特定地域单元为研究区域,运用机会成本法、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价值当量模型,探究生态产品保护和开发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反映其生态产品价值。结果表明：2017—2022年漓江流域平乐段生态保护和开发成本的价值总量约为10.48亿元,保护和开发成本的年均价值1.75亿元。其中,6年间直接成本10.17亿元,机会成本0.31亿元;研究期内漓江流域平乐段的林地、园地、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均增长,其他类型面积减少,转移类型主要以耕地转为园地为主;漓江流域平乐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减少—增长—减少”趋势,总价值从2017年的80.21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85.00亿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83.56亿元/年,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核算结果可反映漓江流域平乐段生态产品价值,为平衡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基础。

为深入理解和提升我国农业的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文章采用农业韧性指数、泰尔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功能,对我国农业韧性的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韧性演变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韧性提升反映了政策扶持和基础设施改善的成效,东北地区的农业韧性下降则凸显了产业结构单一和生态环境问题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分解后的区间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区内贡献率是造成农业韧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农业韧性的空间分布模式从正向聚集逐步转向负向聚集,不受邻近地区的直接影响和同质化趋势的影响。我国农业韧性基本形成以区位要素和生态环境为基础,政策制度为路径,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为关键因素的多层次、多维度格局。

产业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然选择。文章依托产业经济理论,构建了产业创新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基于数字经济视角,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界定,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通过分层随机抽样获取336份茶业企业（茶企）与茶农样本数据,从市场、技术、产品、组织、资源配置5个创新维度,系统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品牌创新、品种创新、加工创新、制度创新、生产要素整合创新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正向影响,是影响茶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性因素。从模型的影响力系数值来看,制度创新（3.662）通过优化产学研协同机制,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大;生产要素整合创新（3.557）推动土地与资金高效配置的影响次之;品种创新（2.197）与品牌创新（1.549）分别通过提升单产水平与产品溢价,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加工创新（1.068）影响相对较弱。据此,建议强化制度创新,聚焦品牌建设,优化要素配置,从而加快实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农村家庭蕴含着巨大的旅游消费潜力,促进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数据构建混合截面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对于旅游消费的直接影响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家庭旅游消费增加;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互联网使用和农村家庭旅游消费存在中介效应,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非农就业、高收入水平农村家庭的旅游消费存在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构建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完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精准识别分层消费群体,实施差异化旅游产品供给。

提升牧户减畜意愿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5个牧业旗县412户牧户的微观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牧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其减畜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牧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对牧户减畜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为态度对牧户减畜意愿的影响大于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于减畜意愿的影响大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草场面积在不同路径中对减畜意愿的影响未产生调节作用，但在不同群组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加强政策宣传，提高草原保护意识；优化补贴政策，激励牧户采取减畜行为；加强技术培训，拓宽牧户收入渠道；健全监管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建议。

宅基地退出作为关乎社会稳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决策,对于解决农村土地资源浪费,盘活再利用闲置的宅基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基准回归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从价值感知、社会资本、政府规制3个维度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组态视角实证探究价值感知、社会资本和政府规制交互作用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价值感知、社会资本和政府规制均能显著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感知经济价值是构成农户高退出意愿的必要条件;导致农户高退出意愿的组态路径有4条,根据核心条件可被归纳为3种类型,分别为社会信任—约束型政府规制联合驱动型、社会参与—感知社会价值联合驱动型以及激励型政府规制驱动型。这说明在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下提升农户的退出意愿具有多重实现方式;地方政府在宅基地退出工作时具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2个特点。据此,应提升农户感知宅基地退出的经济价值,激发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内在动力;以社会信任和约束型政府规制为切入点,构建良好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环境;重视社会参与和感知社会价值的提升,增强农户宅基地退出的社会责任感;建立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满足农户多样化的需求;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强化宅基地退出的制度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