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粤东西北地区农民财经素养教育对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前,该区域的财经素养教育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教育认知出现偏差,思想重视程度不够;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知识获取渠道狭窄;教育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和创新性不足;教育模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电信网络诈骗频发,信任危机蔓延等。为此,文章在系统梳理日本大分县“造村运动”中通过建立农业培训班推动财经素养教育、德国“乡村更新”中融入村民财经素养教育以及广西全州县“三维一体”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粤东西北地区农民财经素养教育面临的新机遇。最后,提出培育新型主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数字赋能,拓展教育服务渠道;聚焦产业需求,定制特色财经课程;强化金融支持,搭建产融对接桥梁;强化信息赋能,构建群防群治格局等对策,以期为提升粤东西北地区财经素养教育水平提供参考。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粮食主产区转型升级、增加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动能。文章以“天府粮仓”核心区为例,构建“双支撑、四嵌套”分析框架,系统研判粮食主产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并尝试提出可操作、可推广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天府粮仓”核心区在农业机械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生产基础稳健、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然而,该地区仍面临技术适配不足、制度保障滞后、服务体系不均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市场金融支持不足以及风险防控体系韧性薄弱等多维瓶颈。基于此,文章提出应通过技术集成与推广、制度创新与要素改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市场金融机制完善以及风险防控体系强化等系统路径,全面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培育粮食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2013—2024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核密度估计、ArcGIS、障碍度模型等实证方法,系统研究我国粮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演进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粮食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但发展水平整体较弱,增速较缓;三大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大地理区位粮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东部>中部>西部;我国粮食新质生产力在时序上表现出缓慢向前推进的演化态势,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部地区演进态势较好,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演进进程相对滞缓;农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农村居民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农村人均用电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是制约粮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据此,提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培育高素养“新农人”、推广良田与良法、实施差异化发展等对策,以期为推动各区域粮食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保障粮食安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3—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粮食安全,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异质性处理效应估计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培育和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助力政策性农业保险促进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粮食安全,而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粮食安全没有显著影响,且在高自然灾害风险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粮食安全保障效应强于低自然灾害风险地区。因此,建议进一步拓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和保险标的;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根据自然地理区位和自然灾害风险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强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粮食安全保障效应。

数字乡村战略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支撑,研究其发展态势与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文章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CRITIC-熵权组合赋权的TOPSIS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空间Markov链、σ收敛检验和空间β收敛分析方法,探究2018—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来源、动态演进规律及其收敛特征,揭示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动态演化机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大体表现为“东部、中部地区高,西部、东北地区低”的整体格局;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我国整体及四大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均表现为“水平提升、绝对差异扩大”的特征。据此,应当坚持以数字化驱动和区域协同为两大核心抓手,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跨区域资源统筹,着力提升乡村现代化水平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鸡蛋是充实民众“菜篮子”、满足人们日常营养需求的重要食物,其不仅丰富了餐桌选择,更在补充关键营养元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河北省253个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品牌鸡蛋溢价支付意愿与溢价支付行为理论模型框架的合理性展开检验,并进一步通过性别分组,验证了该理论模型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稳定性。结果表明：整体样本中,品牌信任对溢价支付意愿、溢价支付意愿对溢价支付行为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品牌信任可以强化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溢价支付意愿对溢价支付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引入家庭收入变量后,家庭收入对品牌信任和溢价支付行为的路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溢价支付意愿是影响溢价支付行为的主要因素。分组样本中,家庭收入对品牌信任以及品牌信任对溢价支付意愿的路径系数在不同性别中均显著为正;从性别差异看,溢价支付意愿对溢价支付行为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的支付意愿更难转化为支付行为;在家庭收入对溢价支付行为的路径中,男性支付意愿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这与不同性别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其对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敏感度有关。据此,提出建立品牌情感连接,强化消费者购买认知;重视场景化消费,促使支付意愿转化为支付行为;多措施建立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溢价支付行为等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品牌鸡蛋的市场化发展,为我国品牌鸡蛋产业发展贡献区域力量。

推行数字乡村治理,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山东省1 020个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对数字乡村治理中影响农户参与行为意愿和行为反应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年龄越大、感知风险越高,其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则越低;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感知数字治理有用性、易懂性和价值等内部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因素都会显著提高农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农户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能够推动其参与数字党群教育、数字村务管理以及数字民主监督行为。因此,为促进农户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向行为响应转化,应加强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等方面的培训,建立适老化与本土化服务机制;依托村级社交群组拓宽数字乡村治理的参与渠道,营造数字化治理氛围;构建多元协同机制与数据反馈激励体系,推动农户从意愿到行为的高效转化,提升数字乡村治理实效。

传统农耕文化具有保护自然的本质内涵。文化认同提升能否影响农户生产行为,这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文章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文化遗产地307户农户为调查样本,采用Logit模型研究传统农耕文化认同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农户传统文化认同与秸秆还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农户传统农耕文化认同显著影响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约束型规制在传统农耕文化认同与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引导型规制中的农业技术培训在传统农耕文化认同与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宣传教育并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传统农耕文化认同对老一代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新一代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时,传统农耕文化认同对种植大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而对小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据此,应加强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借助传统农耕文化保护推动秸秆还田资源化利用,加强环境规制体系的差异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