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低门槛性、广覆盖性、高效率性,成为突破传统金融时空局限、破解农民金融排斥困境、激活农民创业就业积极性、提高农民收入的核心驱动力。文章基于2014—2023年我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本地农民增收,且该效应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这一维度体现,但虹吸效应会对周边邻近地区农民收入产生负面的空间溢出效应;将变量进行双侧缩尾5%处理后的稳健性检验强化了上述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之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双重门槛效应模型,此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据此,建议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适配农业生产场景与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农民数字化金融素养、强化政府监管和协调,助力农民增收。

持续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4—2023年我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量化评估,结合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及空间马尔可夫链、基尼系数剖析其时空分异与区域差异,对比7类机器学习模型,采用最优的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并与SHAP解释器结合,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供应链韧性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供应链韧性逐年攀升,并保持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的格局,空间分布呈现“中间层级扩容、两端层级减少”的特征;区域差异逐年缩小但多极化现象仍存,组间差异贡献率波动上升并成为粮食供应链韧性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城镇化率和农业碳排放起正向驱动作用,农业劳动力流动起负向抑制作用,其他驱动因素的贡献率相对较低;驱动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粮食供应链韧性产生较大影响。据此,应通过实施区域差异化精准提升策略、构建粮食供应韧性支撑体系,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粮食供应链整体韧性。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推动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必由之路。文章基于2010—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CRITIC-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障碍度模型,量化评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分析空间差异和来源,并找到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010—2023年,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呈现 “中西部领跑、东部滞后”的区域增长格局;改革水平空间分布持续优化,较低水平省份数量大幅缩减,中等水平省份略有增加,较高水平省份显著增加;改革效果的总体空间差异呈持续收窄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其次为区域内差异,最后为区域间差异;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有所减小,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扩大趋势,东—西部地区间差异下降明显,东—中部地区间差异则有所增大;各地区改革效果的制约因素存在共性,农业保险深度、人均经济作物产量和农业信贷水平是影响改革成效提升的三大核心障碍因子。据此,建议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农业保险与信贷服务,优化农业生产布局,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并提升特色产业价值。

脱贫攻坚胜利后,我国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期,消费帮扶成为防止返贫的重要路径。文章补充了消费帮扶研究的微观行为视角,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结合消费者行为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与信息干预理论构建多维度分析框架,通过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分析,系统测度大学生对帮扶农产品（贵州省麻江县蓝莓）的属性偏好、边际支付意愿及信息干预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帮扶属性对购买决策的边际效用最优,其影响显著高于品牌属性与质量属性,证实大学生决策兼具理性经济诉求与社会责任动机的双重逻辑;消费者偏好呈现显著异质性特征,大学生群体可划分为自利导向型群体与利他-品牌导向型群体;信息干预对大学生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且通过调节效应强化大学生群体对帮扶属性的价值认同与质量属性的信任感知,该效应在不同性别、消费水平的大学生群体中呈现差异化特征。据此,建议以大学生群体为重点,通过高校消费帮扶推广体系建设、差异化农产品设计、精准化信息传播释放其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帮扶向内生自愿型转型,以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可持续动力。

立足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务农之本在于“增收”与“增粮”,前者需破解收入不平等难题,后者则有赖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藏粮于地”的根本之策。文章基于我国10个省区市1 03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剖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建设高标准农田及其建设规模增加能够有效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且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值和更换估计模型后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建设高标准农田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显著缩小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增加可加快土地流转,有效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宗族精英型农户,建设高标准农田能够有效缩小村治型和行政依赖型农户的内部收入差距;相比兼业农户,建设高标准农田对纯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应更显著。因此,应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村共同富裕统筹赋能;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应注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村庄治理类型和农户经营类型双重维度的异质性,进而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行稳致远,有效缓解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测度,考察了2012—2023年我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以及演进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态势,整体水平仍较低,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格局;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东部与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为显著。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呈现单峰形态,峰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极化现象有所加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核密度曲线呈现分化弱化态势,东北地区核密度曲线呈现极化不稳定特征。据此,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农业发展规划;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打造高素质农业劳动者队伍;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速数字农业基建下沉等建议。

数字化转型是农业企业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07—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研发投入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多元化经营、高融资约束及东部地区农业企业的正向赋能效应更为显著。据此,提出农业企业需加大资源投入以释放数字技术价值,金融机构需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政府需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技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对策建议,为农业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供参考。

推动家庭农场绿色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抓手。文章基于四川省539份种粮类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运用Oprobit 模型、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系统探究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种粮类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效应存在技术异质性,对农药和化肥减量、施用有机肥与农家肥的促进作用更突出;通过增强绿色价值感知、提升农产品溢价收益、促进数字技术使用3条中介渠道发挥其作用,而社会网络对其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素养的促进作用在农场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大的家庭农场中更为显著。据此,建议构建分层分类数字素养培训体系,针对不同规模和教育背景的农场主实施差异化培训,并配套构建金融支持与绿色溢价收购机制,精准赋能种粮类家庭农场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