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是保证食物安全和居民生活的战略性产业。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天然牧场和畜牧业基地,近年来全力推进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目前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粮仓”“肉库”“奶罐”“绒都”。粮食产量稳居全国第6位,全国1/2的羊绒及其制品、1/4的羊肉、1/6的牛奶、1/10的牛肉均来自内蒙古。本研究结合国内外现代畜牧业发展实践,通过剖析内蒙古畜牧业发展现状与典型案例,厘清内蒙古现代畜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内蒙古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重点路径。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乡村产业的振兴,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日本“六次产业化”发展的经验,将其归结为：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中心,活用地域特色,推进产业链向后融合,把产业链价值留在农村。在分析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立足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借鉴日本农业发展经验,提出推进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举措,以期推动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以技术接受和使用整合模型2（UTAUT2）和感知价值采纳模型（VAM）理论为基础,分析535份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新零售模式下生鲜电商平台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享乐动机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感知价值、努力期望,最后是社会影响。享乐动机、努力期望与便利条件对消费者感知价值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依次减弱;与此同时,感知价值在享乐动机、努力期望与便利条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起到中介作用;享乐动机与努力期望均对消费者绩效期望产生影响,但绩效期望对消费者感知价值的影响不显著。据此,生鲜电商平台应提高精细化运营能力,打造全天候消费体验,提高平台功能效率,注重口碑营销,完善溯源机制,提高消费感知价值,进而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围绕实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方位构建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当前,牧区发展走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是继续维持边保护边超载过牧的低水平数量型发展模式,还是选择一条新型的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质量型的牧区现代化道路,成为内蒙古牧区面临的重大抉择,这是能否充分发挥北方生态屏障功能和安全稳定屏障功能,保障绿色农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所要经受住的严峻考验,更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性新命题。

全面探索农业生产碳排放空间演化对制定合理的农业减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山东省2000—2020年的农业碳排放数据,估算山东省16个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量和强度,进一步研究山东省农业生产碳排放量和强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和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各地区农业碳排放量总体呈倒U形变化趋势,表现出“上升—平稳波动—下降”的演化趋势;（2）各地区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呈现“平稳波动—持续下降”趋势,至2020年达到最低值;（3）在过去的20年中,山东省碳排放高强度和中高强度地区不断向中强度和低强度演化,2020年所有地区均降为中强度及以下;（4）山东省16个地区农业生产碳排放强度Moran’s I指数呈N形波动,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对此,深入剖析山东省农业碳排放空间演化趋势,提出碳减排对策,以期为山东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本研究选取2004—2022年新疆农产品出口相关数据,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的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新疆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情况。研究表明：2004—2022年新疆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所改善;绿色发展指数、协调发展指数、共享发展指数、开放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创新发展指数先上升后下降。其中,创新发展指数下降幅度明显,是制约新疆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绿色发展指数是新疆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此外,研究发现影响新疆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出口竞争力和出口优势不足、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小、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带动就业能力不足等。基于以上研究,新疆在新发展阶段应建立农业就业补贴政策,加强农业发展储备力量;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平台创新发展,培育农产品出口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实现农产品出口高质量发展。

探索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推进闲置宅基地进一步腾退和盘活,是缓解当下中国农村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西省余江区640份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声望、价值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对价值感知在社会声望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声望、价值感知均会显著正向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价值感知在社会声望与农户宅基地退出中起中介作用;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为中共党员,越会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意愿,促使其退出行为的达成。综上,建议重视社会声望和价值感知在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外在驱动和内在激励作用,充分发挥乡贤、知识分子以及领导干部等群体的示范效应,注重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价值感知水平,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农业韧性是影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立足我国农业发展实际,探究农业产业集聚能否提升农业韧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作用效果在非粮食主产区更为明显;在研究期内,农业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提高抵御风险恢复能力以及重构创新能力来提升韧性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影响,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韧性的提升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产业集聚不仅提升本地的农业韧性水平,还能更大程度地提升邻近地区的农业韧性。因此,要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创造有利的农业发展外部条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地提升我国农业韧性,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支撑性体系。通过对青岛市乡村产业体系的深入调研分析,得出当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启示与相关建议。研究认为,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可采取以下途径：以全产业链思维健全乡村产业体系,通过强链、补链、延链等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园区化、集群化、特色化思维促进乡村产业体系的集约化发展;积极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和区域品牌,促进乡村产业的提档升级;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良性发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种养结合是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仅促进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也实现了农业内部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以及原料和废弃物资源的相互利用。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化学农业的兴起,种养结合的内在循环体系逐渐割裂,对农业生态资源系统造成了掠夺性破坏。因此,必须加快构建生态资源再循环利用下的现代种养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建立现代种养结合的生态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应以种植业和养殖业间的内在循环系统为依托,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并通过构建 4 种生产经营模式和 3 种生产经营管理方法,促进系统有效运转,进而最终实现城乡产业融合,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而理性选择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关联的过程。文章通过对重庆市武隆区堰塘村的田野调查,从经济理性、生活理性、文化理性、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5个维度对其发展成效与困境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堰塘村发展需要在经济、组织、人才、文化等方面通过统筹产业升级发展、聚用留育专业人才、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升文化供给效能方面加以提升改进。

探究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分析区域差异对促进区域农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别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核密度估计法与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对2008—2022年山东省16个地市农业生产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及区域差异来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山东省总体农业生产效率逐年上升,在空间上呈现鲁中>鲁东>鲁西北>鲁西南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据此,提出制定差异化的农业发展策略、缩小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的优化措施,以期提升山东省总体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家庭农场代表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主流方向,是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文章基于云南省514份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建立家庭农场资本禀赋评价指标体系,在运用熵值法、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家庭农场资本禀赋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t模型、Tobit模型分别探究各类资本禀赋对异质性家庭农场“趋粮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农场“趋粮化”程度较低。56%的农场种粮,种粮面积占比39.30%;综合资本禀赋得分0.337,各类资本禀赋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人力资本禀赋、金融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物质资本禀赋。（2）综合资本禀赋对家庭农场“趋粮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金融资本禀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自然资本禀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不同资本禀赋对异质性家庭农场“趋粮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建议落实种粮补贴政策、完善土地流转和耕地用途监管体系,分类精准施策,促进家庭农场“趋粮化”生产经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紧密结合,为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机遇。本研究采用2011—2021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碳减排的传导机制中起明显的中介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对区域农业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先进的地区,其农业碳减排效应更强。分地区回归结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在中游、下游地区更加显著,且因下游享受“数字红利”促使农业碳减排效应强于中游地区。

在牲畜环境污染这一巨大挑战下,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面临重重阻碍。基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逻辑框架,分析畜牧业碳排放估算及影响因素,对推进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内蒙古1990—2022年畜牧业碳排放量,并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与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STIRPAT）模型分析内蒙古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蒙古畜牧业碳排放量从1990—2022年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碳排放强度整体波动下降,碳排放结构变化中牲畜肠道发酵环节占总碳排放的比例为82.40%,远高于粪便管理环节,其中反刍动物牛、绵羊和山羊的贡献度最高。（2）观测期内,内蒙古畜牧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形态为“N”型。（3）畜牧业从业人数、畜牧业人均产值、碳排放强度以及消费因素与畜牧业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畜牧业人均产值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城镇化率会显著减少畜牧业碳排放。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调整养畜结构、提高养畜绿色化技术水平和强化农牧民低碳环保意识等建议。

以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农业特色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特色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能辐射带动地理位置邻近地区的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对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其对中部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提出加强数字经济方面人才培养,积极创新数字化产业发展模式,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区域异质性,对数字经济采取差异化措施等建议。

研究中美两国农业发展现状,查找其现存差距,剖析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和生产方式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中美两国农业发展差距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本、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补贴政策、资源和环境保护、对外依赖度8个方面,因此提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装备实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推进产业融合、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持续加大农业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农产品自给能力的政策建议。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本文选用2011—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生活条件、城镇化水平等因素从不同程度上都作用于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推动作用,且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效果依次递增。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北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南疆次之,东疆最小,农业与经济越发达地区正向作用越强。据此,提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等建议。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然而,不同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并不平衡,因此必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措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针对中越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农业生产的多样性等现状,科学分析当前中越边境地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并得出应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壮大培育集体经济,推动农村多元化发展以及强化人才支撑战略、激发英才干事热情四方面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对策,为制定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边境地区农业农村健康快速发展助力。

农户是否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关系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基于河南省355户农户调研数据,立足“社会人”假设,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价值-态度-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检验程序,探讨环境价值观和主观规范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检验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以及规模经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农户对不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意愿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耕地质量提升与保育技术、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和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2）环境价值观的3个维度中,生态价值观对采纳意愿有直接影响,利他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采纳意愿产生间接影响;（3）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在环境价值观对采纳意愿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4）经营规模在利他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分别影响主观规范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分析,提出强化农户环境价值观培养、推进绿色乡风文明建设、加快规模经营主体培育以及驱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等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农牧业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畜产品逐步成为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色鲜明的区域品牌形象也成为消费者判断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利用390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区域品牌形象对消费者关于张掖牦牛肉重购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地形象、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显著影响消费者决策,安全价值和情感价值在区域产品形象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的重要突破口。笔者以浙江省湖州市鲁家村、渚山村、荻港村为例,对其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得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与对策建议。研究认为,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立足客观实际,因地制宜;强化乡村产业规划引领,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擦亮乡村产业发展的生态底色;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大胆创新机制模式,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从精准定位和重塑乡村功能价值、因地制宜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强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育引进、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方面提出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对策建议。

为明确草原牧户借贷金额对其收入的影响,笔者于2020—2022年对鄂尔多斯市绒山羊核心养殖区牧户进行调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地区牧户借贷金额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还可以通过增加养殖业的支出间接促进经营性收入增长,牧户养殖业支出在牧户借贷与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存在“牧户借贷-养殖业支出-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鉴于此,地方金融机构应大力发展牧户生产性贷款,满足牧户养殖业生产支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应积极培训牧民合理使用借贷资金,并为牧户的借贷做担保,积极鼓励信贷公司发放涉农涉牧贷款并向牧民养殖业生产提供信贷支持。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资源富集,农牧业生产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作为我国的“粮库”“肉库”“奶罐”“绒都”,粮食产量跃居全国第6位,牛奶、牛肉、羊肉、羊绒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农牧业发展潜力巨大,在保障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具有重要地位。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现状可以发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受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分布不均、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制约,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待提升。因此,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应从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新品种培育、加强耕地与水资源的保护、控制污染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方面统筹发力,在夯基础、提产能、增效益和激活力上推进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助力内蒙古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新机遇。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有着特殊情感,鼓励农村籍大学生服务乡村,既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又有利于乡村振兴。文章基于拓展的推拉理论认知,利用675份问卷数据,分析农村籍大学生服务乡村的意愿,检验服务乡村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服务乡村意愿较高,但返乡就业意愿较低;服务乡村的家庭支持程度较高,人才观认知偏理性。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发展前景、生活成本等农村拉力因素,对城市就业压力的感知、乡村就业政策的了解程度等城市推力因素,都显著增强了其服务乡村的意愿;对城市的生活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工作体面程度的感知等城市拉力因素,对农村的工资待遇、生活工作环境、工作体面程度的感知等农村推力因素,都显著抑制了其服务乡村意愿的生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农村籍大学生服务乡村意愿的影响呈现差异性,中间阻碍因素城乡文化差异抑制了农村籍大学生服务乡村意愿的提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加强高校教育指导、加强思政课程建设等提升农村籍大学生服务乡村意愿的对策建议。

在风险信息愈发透明的市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破险而立,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第三方数据平台搜集整理的11 76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警示信息数据,研究不同类型风险警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1）监管风险、司法风险、经营提醒警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延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时间;（2）风险警示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延长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稍弱;（3）处于更高密度关联关系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警示对其延长生存时间的促进作用会减弱。因此,监管部门应利用好第三方平台的风险警示功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时、高效整改,提升其发展质量,延长经营寿命。

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劳动力流动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面板数据,首先从共同和富裕2个维度测度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基于熵值法赋权的A-F方法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流动水平每增加1%,共同富裕水平增加1.05%,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共同富裕水平;（2）劳动力在市际间的流动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最大,其次是劳动力在县域内的流动,而劳动力在省际的流动对共同富裕水平呈负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的距离不同,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也不同。基于研究结论,得出应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人口流动均衡发展的政策启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基础和支撑。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各省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利用空间性探索分析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时空格局,通过障碍度模型探究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农村生活质量现代化水平的增长贡献最大;农业农村现代化较高水平及以上地区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一带,较低水平及以下地区主要集中于西南、西北和东北一带。此外,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还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转移,而低-低集聚呈现出由西部向中部收缩递减的趋势。以乡镇文化站覆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为代表的农村治理与服务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源,农业土地产出率、有效灌溉面积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是重要障碍因素。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研究使用全局SBM-GML指数对中国31个省份2011—2019年的农业绿色效率值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较为缓慢,其中技术效率是推动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从全国31个省份整体来看,2019年有14个省份实现农业绿色有效,河南、江西和广东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位列全国前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正面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环境规制则具有负面影响;自然灾害对全国、中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生负效应,对东部则产生正效应。

草地被称为“地球的皮肤”,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保护屏障,其提供了大量生态产品价值。本研究以高寒地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为例,以其草地资源丰富的资源禀赋特征为出发点,构建差异化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并从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3个方面,运用水量平衡法、土壤流失方程等方法核算天峻县草地生态产品价值,提出草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结果表明,天峻县草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为主。天峻县草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总价值约为152.06亿元,其中物质供给价值约为3.60亿元,约占总价值的2.37%;调节服务价值约为144.22亿元,约占总价值的94.84%;调节服务价值中,局部气候调节价值>水源涵养价值>固碳释氧价值>土壤保持价值;文化服务价值约为4.24亿元,约占总价值的2.79%;草地生态产品调节服务的价值最大,符合青海省“三个最大”的省情定位和高寒地区资源禀赋特征。探索草地生态产品价值,有助于政府制定生态补偿政策,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草地资源的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定量分析安徽省耕地多功能时空分异格局及其变化特征,揭示相关影响因素,对保障粮食安全、推进耕地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熵值法、GIS空间可视化分析、灰色关联度法等方法,对安徽省2000—2020年耕地多功能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各功能变化趋势不尽相同,粮食生产、经济贡献功能逐年提升明显,生态维护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却逐渐呈现下降趋势;（2）耕地多功能空间分布差异明显,粮食生产功能高水平区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经济贡献功能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和皖南山区南部,生态维护功能高水平区位于沿江平原,社会保障功能高水平区则主要位于沿江平原与皖南山区;（3）主要影响因素从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等自然地理条件向城镇化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化总动力等社会经济和农业技术条件转变。研究结果力求为安徽省制定区域差异化、多元化的耕地保护与利用政策提供重要理论支持。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反哺农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现实需要。工业作为承上启下的核心产业,其实力的强弱体现反哺能力的大小。反哺路径适合与否,也反映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联动效益。因此,研究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模式,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农牧业资源和工业资源丰富,工业反哺农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如何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文章通过剖析我国几种工业反哺农业模式的特征,根据乌审旗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其现行路径,从就业反哺、制度反哺、产业反哺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以期进一步优化乌审旗“二产带一产,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选择,刺激一、二产业融合发展,扩大三产消费需求。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是我国沿边地区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试验田”,对促进我国沿边地区的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政策对于沿边地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边地区贸易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反事实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我国继续扩大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沿边地区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提供了有益助力。

基于中国肉羊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与研究,旨在探索中国舍饲肉羊高效养殖模式发展的新路径,为进一步实现内蒙古等欠发达地区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研究发现,肉羊高效养殖受饲养管理、饲草料资源和生产经营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特别是在品种选择、饲养工艺与精准营养供给、疾病防控操作规范、设施设备配套4个关键环节作用更大。通过培育多胎多羔羊、构建杂交利用体系和开发轻简化设施装备的方式,可补齐饲养短板,提升整体饲养水平,提高肉羊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推动中国肉羊产业的发展,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农民合作社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功能,是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组织载体。近些年农民合作社发展呈现显著的成员异质性变化,这种变化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亟待深入研究。文章基于四川省宜宾市403个合作社的样本,分析了多维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双重影响。研究表明：农民牵头人的返乡农民身份、家庭农场成员数以及成立基层党组织对农民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自主创办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融合创新发展,促进“合作社+党支部”互嵌式发展。

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返贫阻断效应,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以2014、2016、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中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家庭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返贫阻断效应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对农村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能起到返贫阻断的作用;不同地理空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返贫阻断效应有所差异,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非民族地区和非边疆地区农村家庭收入改善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对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返贫阻断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精减农业经济收入来源和提升农户生活幸福感上。因此,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得到更广泛的发挥,政府需注重完善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试图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同时引导农民生产经营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充分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化肥投入影响的机理进行分析,结合贵州省赫章县古基镇海子村玉米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OLS计量方法探究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化肥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户化肥投入存在“U”型关系,即农户化肥投入水平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其中,当土地经营规模为0.76 hm²时,农户化肥投入量达到最低水平。此外,提高农户受教育程度、加入合作社、接受施肥相关技术培训以及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和提高土壤质量等影响因素均有助于农户化肥的减量投入。据此,当地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户适当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充分发挥合作社作用,加强施肥相关技术培训;加大土地保护性投入力度,改善土壤质量,从而达到化肥减量投入的效果。

以中国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的隐含碳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中国出口到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隐含碳排放量,再通过构建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分解模型,从规模、结构、技术3个方面分析中国出口哈萨克斯坦农产品隐含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我国出口哈萨克斯坦农产品隐含碳排放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农林牧渔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是主要的隐含碳排放产业。规模效应是造成中国出口哈萨克斯坦农产品隐含碳排放量攀升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对隐含碳排放有正向驱动作用但效果微弱,技术效应是降低农产品隐含碳排放的重要贡献因素。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农村产业融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体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基于TOE分析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维度探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2020、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港澳台地区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组态结果分析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技术创新、城镇化、产业机构非农化、政府支持、农村用电水平是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2）存在4条组态路径能够产生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数字技术是所有组态路径的核心要素。研究结论揭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复杂因果关系,对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赋能乡村“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高质量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如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生态”协调振兴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生态”协调振兴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和教育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乡村“产业-生态”协调振兴,这一结论经过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说明绿色技术发展水平、教育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文章不仅拓展了对于数字普惠金融这一金融工具的研究,并对如何协调乡村“产业-生态”振兴进行了有益探讨。